编者按:黄文锋教授专著《企业家精神》出版后被《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求是网、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大力推荐，并获得省政府颁发第九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黄文锋是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广东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省经企联)常务副会长。现省经企联微信公众号及网站连载，希望能对各位会员及广大企业家带来益处。
连载之三十五:
这里的内圣外王是借用的一个词语。内圣原义指内在具有圣人的仁德,是内在的人格修炼。在这里指文化在企业家精神成长过程中的内功,当这种内功特别强大时就达到了内圣状态。外王原义是对外施行王道,指致力于建功立业。在这里指各种法律制度、经济结构、传统习俗等促进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外力,当这种外力特别强大时,就达到了外王状态。《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与其归结为外族入侵,不如说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失衡。要想构建强大的经济基础,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首先要在制度、文化上下功夫,培养起能涵养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土壤。该书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制度和文化则是涵养企业家精神的沃土。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指该民族的人在征服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决心、意志、斗志、情感等诸方面的集体心理体验,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因子,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慢慢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企业家精神源于动物精神,无论什么民族,这种动物精神在开始阶段都不应该有大的差别。之所以后来差别巨大,就是因为各个民族的不同实践而形成的不同文化,导致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内力各异。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在激发人的斗志,激发人永远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方面,我认为能够称得上内圣的,只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从未间断,文明从未消失,历史上也曾经多次创造繁荣昌盛的高峰。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在比较宽松的制度、环境下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就是再清楚不过的证明,中华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具有内圣的地位。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内容博大精深,能够对企业家精神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我们的文化中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例如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还有许多诗词歌赋,既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又有催人奋进、给人自信的篇章;还有许多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打破旧世界的小说,例如《西游记》和《水浒传》等。中华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一些有利于激发人们顽强拼搏、努力进取的理念形成了儒释道等系统的哲学伦理,人们通过学习,慢慢获取精神营养。这些恰恰和企业家精神非常吻合。例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要人吃苦耐劳、经受磨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中的精神因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忧患意识使人日夜劳作,永不满足;“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种感恩意识使人深知唯有劳作不止,才有幸福的生活;“韬光养晦”“以德报怨”,使人目光长远,心胸宽广。以上这些通过几千年的传承和潜移默化,已经形成了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因子,变成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华文化在激发人的斗志、毅力,使人志存高远等方面没有任何文化比得上,达到了内圣的地步!在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巨大作用方面,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日本文化。日本从7世纪开始学习中国,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就把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企业家的理想人格。士魂商才的意义就是,人要立足社会,为人处世一定要具有武士道精神,经济上必须有商才。武士道精神源于日本镰仓幕府时期,核心就是“名,忠,勇,义,礼,诚,克,仁”八个字,这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基本一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大批企业家成长起来就是这种文化孕育的结果,其文化的内力十分强大,日本经济竞争力一度超过美国绝不是偶然的。我们都知道,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日本文化能够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内力。美国文化在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功力如何?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清教徒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历史表现来说,在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功不可没。文化一般有两个基本作用:激励与约束。新教伦理在激发人的奋斗精神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对人的约束作用也很大。基督徒必须听从神的命令,必须行公义,好怜悯。类似的价值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奋斗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敬畏和约束的文化内涵没有很好发挥出来。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是不可遏制的,最后可能美国、欧洲都敌不过中国经济。为什么?不用看别的,就看这十几亿人口,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那种欲望甚至是贪婪的光芒。就这一点,你就知道谁也弄不过。内心没信仰,行为没底线,什么都不要,就一个字“钱”。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在经济上比得过这样的民族。大家可以想想,生活我们可以不要,休息我们可以不要,家庭我们可以不要,环境我们可以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钱。行为还没底线,别人不敢干的事我们都敢干。从长远来说,什么东西起作用?就这个东西起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你说什么东西起了作用?我觉得最根本的动力就是唤醒了人们的这种欲望。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奇迹,与中国人愿意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受别人所不能受的罪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而改革开放释放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使这种奋斗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相比之下,传统文化中的约束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所以这种奋斗精神很容易就演变为贪婪无度,没有底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进而演变为疯狂的拜金主义,导致成王败寇的风气盛行。前几年电视相亲节目中就有女士“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这样不理智的现象。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约束人,讲究责任、担当的精神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也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比不上的。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不可不弘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思想,是非常有利于有责任和担当意识的企业家成长的。但明清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借助传统文化的教义,“满口仁义道德”,最后实际上导致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结果。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歪曲、摧残了传统文化中的“义”“士”“道”的精神,而士大夫这个精英群体在专制压迫下不得不蜕化为苟且偷生的奴才。明清时期的封建专制僵而不死,对传统文化的阉割十分严重,以至于每当民族危亡的时刻,我们就要算传统文化的账,就要砸烂孔家店。其实,我们应该砸烂的是封建专制统治制度,是这样粗暴的制度摧残了传统文化,也摧残了我们的民族,而不是传统文化摧残了我们的民族。封建专制这样一个外力把传统文化蕴涵的巨大能量窒息了。目前,传统文化在孕育企业家精神方面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虽然传统文化的源头是非常清澈的,但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阉割、扭曲,使文化的河流受到污染。如何清除这些污染?第二,文化源头非常丰富,儒释道并存的多源头文化体系,能否提炼出一套系统的核心价值观,以便于企业家群体传承和学习?第三,传统文化如何和世界文化融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所以,弘扬传统文化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和企业家的实践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新教伦理之所以对企业家成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原因在于这种伦理已经达到了信仰的高度,形成了全社会普遍的精神契约。信仰是一个精神体系,起源于敬畏,并由敬畏建立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一般通过某种仪式长期坚持下来就形成了自己的信仰。同时,信仰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是个系统化的前后逻辑一致的体系,使人能够系统地学习、传导从而达到信仰的地步。中华文化无疑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信仰体系。但是,怎样使这种信仰成为企业家甚至全社会普遍的精神契约,使传统文化在企业家精神孕育过程中真正起到内圣的作用?首先,要从娃娃抓起。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形成体系化的范本,通过诵读、吟唱等形式,让孩子在生命开始就接受义、道、诚信等信条,慢慢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古代的私塾教育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效果,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推陈出新,继续尝试和摸索,使传统文化的信仰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渗透到他们的生命中去,就如西方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参加宗教仪式一样。其次,把传统文化普及作为基本的国策固定下来。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形式把传统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广泛传播,不懈宣传,慢慢浸透到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中去。现在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非常及时的,也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如果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道义、敬畏等精神慢慢成为社会主流精神,更多的人成长为企业家,社会就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文化是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前提,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仅有这个前提并不够,还必须有作为外王的诸多因素才能真正把企业家精神激发出来。在诸多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外力中,对企业家产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一般人都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但没有人问蒸汽机是怎样发明的。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对当时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制度进行考察时发现,当时产权保护制度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创新的积极性,蒸汽机恰恰是这种产权保护制度的产物。所以,作为外力的产权保护制度其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对中国企业家而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其财产权的保护,《意见》第二条对企业家各种权益的保护规定得非常具体: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等。因政府政策变动造成企业家的损失可以依法获得补偿,这在历史上是头一遭!如果这些保护和尊重企业家权益的制度都能得到贯彻落实,我们有理由预见不远的将来,我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各种外力的作用会越来越显示其威力。纵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在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美国的各种外力相对来说达到了外王的地步,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得到了保护,企业家爱自由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释放。日本在文化的内圣方面极具威力,而在外王方面总体上处于比较保守的地步。日本市场的自由度一直不高,企业之间相互交叉持股、银行对企业实施控制等,使得外力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远没有达到外王的状态。在战后美国大力扶持的条件下,内圣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当外部环境逆转时,内圣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日本的企业家精神萎靡不振。除了以上因素,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也会对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例如中国人甚至亚洲人,家族的传统特别重,家族的认同感非常高。中国人还很重义气,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让一代代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但重义气的结果是契约意识不强。这些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也会产生影响。本篇最后一章就将讨论这些传统习俗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制约作用。综上所述,在内圣、外王的框架下,可以看出我们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努力方向。从内力来看,就是要把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精神、敬畏意识转化为整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使士大夫精神,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从外力来看,就是改革可能窒息和异化企业家精神的各种制度,保护企业家进行创新的积极性,规范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这样企业家永不满足的天性就会得到很好的挥发,同时会进一步巩固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意识,使更多的企业家在内力和外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只有这样,作为内力的文化和外力的各项制度等要素在孕育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内圣外王的威力。这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根本之道,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经之道。我们把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内圣和外王的各种因素,用一幅图表示如下。
